(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4月21日 转载)
（参与2011年4月21日讯):南方都市报今天（2011年4月21日）以三个版面揭露：国营医院已成为中国盛行人体器官贩卖的推手。 (博讯 boxun.com)
题为《胡杰卖肾记》的调查报告披露：26岁的湖南邵阳隆回人胡杰和一名山西小伙子，因为生活贫困，去年都被国营医院控制的人体器官贩卖中介引诱到正规医院强行做卖肾手术。
题为《地下肾脏交易链调查》文章揭露，表面上，是一些民营医院活跃在人体器官贩卖一线，实则却是大型国营医院在主导人体器官贩卖。因为人体器官移植费用 高，手术难，一般的普通患者即使想换器官，也因经济拮据而止步。今日中国每年百万个人体器官移植需求，能成交者，基本上都是权贵。
网民痛斥，尽管各地卫生管理部门一再宣称要严打非法进行人体器官贩卖移植者，实际上却是看人下菜——对有钱有势者，睁一眼闭一眼，只是对打工者和贫民，才 坚决执行。中国今日兴盛的人体器官贩卖移植，已形成一个由个体中介与国营医院加政府管理者配合默契的产业链与腐败链，遍布全国。所谓禁止任何人非法买卖人 体器官，只是逼人行贿，将非法转为合法。
2011年4月21日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博讯 boxun.com)
胡杰卖肾记
26岁的湖南小伙胡杰，因还不起18000元赌债，想到“卖肾”。自第一个联系电话始，他很快陷入一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中介网络；几个月后，尽管他不停地哭泣，表示“真的不想做了”，但仍然被送上一家民营医院的简陋手术台，切掉了左肾。
3天后，胡杰手机显示，他的银行卡里打进了27000元。
媒 体曝光让这笔隐秘的交易撩起了黑幕一角。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胡杰一案涉及的庞大贩卖人体器官网络尚在侦查中，更多细节还不清晰，但山西临汾长良医院牵 涉到这种罪恶交易中却不是第一回。胡杰手术之前一个多月，长良医院就已经因涉嫌非法做肾移植被卫生部门调查过，不过很快没有了下文。直到胡杰事件爆发，才 牵出这一地下肾交易网络。
欠赌债想到卖肾，碰上“热情”的中介
胡杰，湖南邵阳隆回县人。作为打工一族，胡杰一家4口分别住在广东的佛山、番禺和广州三地；胡杰平均一个多月回父母那里一次。
2010年10月，一直孤寂无聊的胡杰开始跟几个陌生的老乡玩“三公”（扎金花），并且专门有人借钱给他。没有几天时间，胡杰便欠下18000元的赌债。
这时老乡要求：如一周内还清，只需2万元；一个月内还，则要24000元。
胡杰没有钱，一个月1000元的工资也不足以救急。他去了一趟父母那里，跟父亲提出“要用点钱”，但他看出父亲根本没有要给他钱的意思，胡杰也就不再说什么，默然返回番禺。
他想到了卖肾。
他开始上网浏览与“肾”有关的信息。他说，他百度了一下“肾源”，信息丰富得让他吃惊：“电话、QQ号都有”。
胡杰认为，那些先让他交“押金”的中介是不可信的，一个号码显示为山东的、不需要押金、“说话非常直爽”的卖肾中介人“刘哥”获得了胡杰的信任。他们谈好的价格，是一只肾4万元。
这天是2010年10月25日。10月28日，胡杰带着100元到达山东济南，在车站见到了“刘哥”和“杰哥”。
“房间里住着十几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
“刘哥”和“杰哥”把胡杰带到他们驻扎的山东省齐河县的一间大套房里。
套房里外两间属于4个中介人的地盘，作为“供方中介”的大哥们住在床上，两张地铺上住着十几名年轻人。“刘哥”告诉胡杰，（他们）都是走你这条路的。
胡杰住里间地铺，和他挨着的是一个来自“陕西西安”的年轻人确切地说，还只是个孩子。
胡杰认为他和这个大男孩很谈得来。那孩子说他今年18岁，家里就他一个孩子。父亲下岗了，还生着病，母亲没有工作。他也是从网上看到卖肾信息的，他需要这个钱给父亲看病。
同屋住的还有来自河北等地的，谈好的卖肾价格并不一致，有4万的，也有6万、8万的，但其他话题就没有多少交流了。住在外间的是属于另外两个中介“大哥”的人，更不宜打问。“刘哥”和“杰哥”警告过他，不要和别人多说话。
第 二天，“刘哥”带胡杰等几人到县第二人民医院做体检，项目是血常规、尿常规、彩超、双肾大小等。胡杰告诉记者，他看到“刘哥”和医院的人非常熟，而且大家 都知道彼此是做什么的。一个医生还带点揶揄的口气问“刘哥”：“你又带这种人来了？”胡杰还听到，“刘哥”是和这家医院有关的什么“协会”的成员。
胡杰的尿检没有通过。回来后大家都安慰他，没事的，多喝几碗水就好了。
胡杰连喝了4大碗水，觉得膀胱都快要爆掉了。次日，他尿检通过。而后，“刘哥”把胡杰的血液配型发到了网上。
但是，对割掉肾脏的恐惧开始占据胡杰的内心。看到一切顺利，他突然想跑。配型发出后第三天，“杰哥”和“刘哥”说要出去接一个宁夏来的人。胡杰故意弄破衬衫，告诉同屋的人，说要“下楼补一下衣服，10分钟就回来”，然后下楼打车飞速逃离。
他跑到禹城，次日从禹城乘车到了济南，辗转逃回广东。
“刘哥”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骂他，让他赔偿吃住、检查的花费。“刘哥”说，血液配型就花了1800元。胡杰只是在电话中说：“刘哥，我对不住你。”
胡杰说，他在齐河住了4个晚上。5天的时间，房间里等待卖肾的人有来的有走的，始终有十多个。
犹豫—逃离—返回—被胁迫
逃回广东的胡杰为躲债主，不敢留在番禺，到了广州白云区给一个老板做工。不过，他的卖肾心结并没有去除。他只是害怕手术，但他显然更需要钱。
他其实一直在延宕和犹疑中。
“刘哥”时不时会打电话来，告诉他和某个人配型成功了，他没去。又说和郑州的一名患者配型非常好，他推说“有工作，不好请假”没有去。到12月，又说和山西的一个人配型达到了“4个点儿”，“你快来吧！”胡杰终于再一次去了。
2011年元旦时，他到达山西临汾，“刘哥”没来，但“刘哥”在山西临汾也有同伴，是一个叫“小王”的人。“小王”在火车站接到胡杰，并时刻不离地指引胡杰，直到手术后消失。
1月1日中午11点左右，在临汾市区圣源大酒店门前，“小王”带胡杰和患者中介、患者本人见了面。患者中介是两个东北人，其中一个被称作“邱哥”。
患者自称是临汾本地人，公务员，患尿毒症一年时间，病没治好，却被骗去了几十万元。患者及家属问了胡杰的基本情况，看了胡杰的身份证。胡杰说他看到患者开的车前台上放着一个警官证，怕是警探，赶紧下车离开了。
但患者表示对这次会面满意，尽管“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他仍然愿意花钱再为自己治愈尿毒症一博。
次日上午，“小王”和“邱哥”等带胡杰到临汾市人民医院做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等检查，下午又开车去了河南郑州，做进一步检查。
胡杰说，他曾问“小王”为什么不就近一点去太原，“小王”和患者中介说，他们常在郑州这边做，比较熟悉。
这一次，胡杰在郑州的武警总医院做了淋巴毒实验，又到郑州三院做了肾血管造影、256层CT扫描等。
检查结果是次日传真到临汾的。这时，又一拨中介人员医院中介也出现了。供方中介、患者中介、医院中介三方聚在一起商定：这一天胡杰先不要吃饭，时刻准备手术。而后，其他两方中介都出去联系，房间里只剩下“小王”和胡杰。
但这一天没有手术。
胡杰又开始忐忑。
晚 上，两人宽衣睡觉，“小王”不断抚摸自己腰间的伤口，不时表现出难抑的痛苦。胡杰询问，“小王”答以“胃疼”但他抚摸的显然不是胃的位置。再后来的交谈 中，胡杰得知，“小王”也是两个月前刚卖掉左肾，手术是瞒着女朋友在江苏徐州做的，现在是伤口疼痛。亲眼看到如此的痛苦，这个晚上，胡杰向差不多和他同龄 的“小王”明确提出：我不想做了！
中介“小王”异常愤怒，他马上打电话给“刘哥”，说“胡杰说他不想做了”。次日，“刘哥”赶到临汾，威胁胡杰，“不想做你会走不出临汾”。
这一天，三方中介和一些不认识的人达十多人在一起，胡杰曾试图从宾馆再次逃走，但没有成功。
1月6日一起床，胡杰的手机、身证份和银行卡就被医院中介和患者中介收走。下午3时左右，医院中介来电：“把胡杰带过来吧。”胡杰被带到简陋的、“像一个乡镇卫生所”的长良医院。
胡杰竭力表现出他最后的抗争，说：“这么破的地方不是要老子的命哟！”
但他的抗议和谩骂都已无人在意。到医院后，胡杰和患者本人又一次见面，胡杰在患者面前哭了半个小时，说不想做了。患者也同意不做，并表示此前的费用不用胡杰承担。但在患者中介“邱哥”等人愤怒的劝说工作后，胡杰和患者的决定被宣布无效。
傍晚，在长良医院三楼，三方中介和主刀医生“李教授”在屋内磋商，胡杰坐在屋外等候。这期间他有两次溜下楼，企图逃走，但门口正好有医院中介的车辆和人，他连楼门口都没有走出去。
1月6日晚9时，胡杰被主刀医生、护士长和麻醉师推进手术室。
27000元，一只左肾
“手术室在三楼，一张手术床，暗乎乎的一点灯光。我一进去，两女一男三个人（护士长、麻醉师和“李教授”）就麻利地把我剥光了，内裤都没剩。麻醉师迅速给我打了麻药，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胡杰这样讲那晚的手术经过。
胡杰醒来时，他已经失去左肾，左腹部留下一条十几厘米长的弧形刀口。他发现自己躺在长良医院二楼的病房里，打着点滴，盖了两床被子，却仍冷得发抖。所有中介人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个人物品留在病房。
护士长曲娴（音）进来看他，胡杰向她询问他的钱。曲娴说：“你都成这样了，钱他们不会少你的。”果然，不久他就收到短信提示：他的卡里被存入27000元。
这不是此前商定好的“4万元”，但胡杰已经没有心力去追问这事。
接 受胡杰左肾的患者在三楼病房，不过他根本没有下楼来看过胡杰，而且在胡杰还没出院时，这名患者就默默消失了。他们惟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站在一起”，是术 后两人都曾向医院要“一份协议”。但曲娴明确告诉他们：这里从来什么都不会出具，一张纸条也不会。在这次见面中，胡杰得知，患者为这个手术“花了30 多万”。
手术后，胡杰在长良医院住了7天，然后一个人挣扎着回到广东。他没敢把这一经历告诉父母。
举报，牵出地下卖肾网络
胡杰术后一直觉得伤口一阵阵地疼痛，小便不正常，走路直不起身来。出院1个月后，2月13日，他选择了向山西省卫生厅反映。
2月16日，山西省临汾市卫生局通知长良医院停业整顿。
2月17日，胡杰向媒体披露他的经历。
2月24日，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播出“卖肾风波”。次日，胡杰父亲得知情况，一跤跌在床下，划破了左眼眶。
3月5日，胡杰应山西方面卫生和公安部门安排，来到临汾，对相关地址和人物进行指认。
3月7日，胡杰参与的肾器官交易一案在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立案，进入侦查。知情者透露，护士长曲娴已在羁押中。
事 件刚暴露时，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都曾告诉胡杰：这是护士长曲某的个人行为，与长良医院无关；而且，“护士长等人都跑了”，一些事情要胡杰 “自己承担”。但随着更多媒体开始关注此事，临汾市卫生局病政科科长刘甫宪已改变说法，表示他们也将根据公安等部门的调查，涉及哪些人，都会依法依规进行 处理。
临汾市卫生监督执法大队负责人张斌告诉记者，现在，长良医院已经出具材料，承认胡杰的手术确实是在他们医院做的此前，医院甚至不承认 胡杰在此做过手术。医院也被责令停业整顿，不过作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长良医院存在非卫技人员执业”和“超范围开展诊疗项目”，而不是参与买卖人体器官。
据了解，长良医院是由台湾人陈新安投资开设的。1996年设立时名为“旺安医院”，2004年，合作人高某退出，医院更名为长良医院，医院宣传材料解释是“长期凭良心做事”的意思。长良医院宣称的特色科目是中医治疗脑梗塞等，但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了买卖肾器官。
事实上，在2010年10月左右，长良医院就被曝做过两例“换肾”手术。11月，由于受体一方术后状况不好，患者只好被紧急转院到有资质做肾移植手术的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这两例手术都被反映到山西省卫生厅，卫生厅又让临汾市卫生局去查，但结果不了了之。
卫 生局当时调查的情况是：长良医院护士长曲娴打电话叫的120救护车，并亲自送患者到太原办理了转院。而当曲娴面对调查时，她辩称，她这么做“就是单纯为了 做好事”。长良医院病历等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被反映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和其他线索，调查人员又到太原找到患者本人。患者说，他不是在长良医院做的手术，他确 实是接受了肾移植，至于是“在哪里做的”，他没有义务告诉卫生部门。
调查就这么不了了之。临汾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手段”。
一个多月后，胡杰事件爆发。
如今，“刘哥”等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电话“已停机”，再也联系不上。(转载)
■湖南人胡杰和东北人沈云都失去了一个肾,他们的肾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在被摘除肾脏的过程中,他们遭到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他们遭遇的是横跨几乎整个中国的器官贩卖网络,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又高效运作。
■在警方立案后,器官中介们迅速消失,而相关医院回应:这是护士的个人行为。
□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发自山西、黑龙江
筷子长的针管将液体注入体内后,湖南小伙胡杰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后,身体左侧的剧痛让他醒来,他意识到,那颗陪伴了自己25年的左肾,已经不在那里了。
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在东北人沈云的身上。2009年底,在江西南昌找工作的他被稀里糊涂地骗到了手术台上,几个小时的昏迷之后,一颗肾脏没了。
他们的肾脏都是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到受体身上。在被摘掉肾脏之前,两个年轻打工仔遭遇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在胡杰和沈云失去肾脏的过程中,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分处这条盗肾链条的各个节点,各司其职又完美合作,每一步都有着成熟高效的运作。胡沈二人遭遇的,正是在中国隐秘而一直活跃的地下非法器官买卖网络。
山东德州———卖肾中转营
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进行的手术耗时三个多小时,醒来后的胡杰已经无法言语。加了不止一床被子后他仍觉得冷。2011年1月6日,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绝望中胡杰觉得自己要完了。他说,我不行了。
作为一个有着7年电焊经验、日入百元的广东打工者,胡杰此前的生活还算平稳。他谈过女朋友,喜欢看NBA和其他体育节目。在同为广东打工的父母的愿景中,只要2011年每人年存一万五,他们就可以回到湖南老家不再打工。
变化发生在去年10月。平时喜欢赌博的胡杰加入了一些陌生人的赌局后,高利贷赌债已经积累到两万多。还债心切的他偶然在网上循着“卖肾”或“肾源”之类的词汇搜索,小心联系网络上隐现的多个中介。
没有人帮助他识别这些信息。回顾当初的想法,3月11日晚胡杰深深埋下头后悔异常:“卖肾之后不干重活就可以了,还债之后我还可以学驾 驶。”去年10月末,他自认为像找到一个网友一样,在网上找到了靠谱的中介,前往山东德州,称为“刘哥”和“杰哥”的器官贩子们来火车站接他。
火车站同样是沈云的伤心之地。2009年年底,沈从东北到江西南昌找工作,在南昌火车站,一名男子号称能帮他介绍工作,但必须进行细致的“体检”。在南昌一家著名的医院内“体检”后,一颗肾脏没了。
在胡杰悄悄接洽中介的2010年秋天,失去肾脏的沈云的父亲和姑姑已经出现在南昌那家医院的办公室里。家人们愤怒地追问医院切除肾脏的合法性。
还债心切的胡杰完全预料不到他将遭遇什么,那是一张横跨山东、山西、湖南的盗肾网络,作为肾源提供地的德州只是个起点。在德州郊区的一个村 子中,胡杰与十几个等待卖肾的人同吃同住,并被安排体检。当时的胡杰是幸运的,两次体检他因胆红素偏高而没有通过,因此无法卖肾。
但即便如此,他仍和其他卖肾者被统一看管,不得离开视线。有些害怕的胡杰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衣服刮了个口子,借口补衣服逃离了德州的村子。此后“刘哥”们每天打他电话,在QQ上给他留言,催他赶到山西临汾,声称已经有了买家。
事后证明,器官贩子们此时已在山西为胡杰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受体。到了年底,胡杰终于经不住“刘哥”每天的催促,决定前往山西———这是他还债的惟一办法了。
山西,河南———多家医院参与体检
沈云在失去了一颗肾脏后相当绝望。对于沈云切除肾脏之前发生的胁迫,家人知道得不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来自他为数不多的自述:身份证、手机、钱等被黑中介扣押,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杰则愿意对外界讲述他的遭遇,他承认自己知道买卖器官违法,但抵挡不住的诱惑仍然源源而来:对身体并无大碍,还可以得到4万块钱。带着这些来自黑中介的美妙许诺,今年1月30日夜里在山西临汾火车站,一个叫王海强的供体中介接到了他。
第二天上午,供体中介王海强与受体中介小卢(音)见面后,便安排肾源“供体”与“受体”之间的会见。会见在一辆车内进行,胡杰坐在副驾驶的 位置上,后排是受体和受体的妻子、姐姐。“受体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就看了我一会,也没有说什么”,胡杰当时没有感觉到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实际上他已经 是一个在掌控中被安排的人,“后来中介和他们互相谈”。
随后两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即便是理发,身强体壮的中介王海强也亦步亦趋跟着胡杰防止他逃离。在两位中介的“看护”之下,胡杰在临汾市人民医院做了血常规、尿常规和肾功能等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之后,临汾市长良医院随即接手。两个代表长良医院的中介把胡杰带到河南郑州,分别在郑州武警总医院和郑州三院,检查肾血管造影和淋 巴毒配对、血液配型。结果在当天迅速拿到。在回临汾的路上,胡杰听到中介们用专业术语说:供受体配型配到4个点,属于百万里挑一———这将是一个近乎完美 的配型。
从郑州回来后,胡杰晚上一直睡不着觉,他甚至有些希望检查没有通过。在临汾的几天里,一直在旅馆房间里看守他的中介王海强,总是摸着自己身体左侧的手术伤疤叫疼。
王海强本人也卖了一颗肾脏,为了向胡杰证明卖肾对身体没有伤害,他与胡杰扳手腕时赢了。胡杰有时候表现出反悔之意,他就叫嚷着要胡杰赔偿所有的体检费用。
第二天,一个叫做秋哥的东北人出现在胡杰的旅馆房间,一边叫骂,一边从胡杰手上抢过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和行李。“别想走出临汾,只有做了手术才能拿回你的东西!”
临汾长良医院———肾没了
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到下决心的时候了。中介们把胡杰带到临汾长良医院三楼病房,跟受体面谈。胡杰说不出什么成句的话,只是痛哭。
反倒是受体,那个高大的、因为索求肾源曾被骗过几十万元的山西年轻人,开始安慰胡杰,“你不想做就不做了。反正体检也就花了一万多块,我出得起。 要是用你这个肾,我一共得花三十多万呢。”器官贩子们一拥而上,当面给胡杰放下狠话,如果不做手术就“赔钱”,甚至“要了你的小命”。他们将胡杰带到临汾 一个叫“天都水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介们和主刀的医生聚满了一个房间,这时候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黑中介强令胡杰面对患者要笑,不要哭。大半是恐惧,小 半是顺从,胡杰在1月6日晚再次被带到长良医院的三层。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他独自找机会跑下楼梯,发现医院的玻璃门已经锁了,两个门卫一男一女看着,红色 羽绒服跑出来把他追回去。第二次他从医院楼宇的小门跑出来,迎面撞到两个器官贩子守在那里。红色羽绒服再次追出来。刚刚被拉入三楼手术室门里,一名叫曲贤的护士和麻醉师迅速脱去了胡杰的衣裤,只剩下内裤时胡杰抗拒地躲到一边。两个守住门口的中介又把他堵了回去。胡杰被拉上手术台,一大一小两个针管的麻醉剂分别注入手腕和手背上。最多两分钟,胡杰失去了知觉。
主刀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周围的人都称他为“教授”,这是胡杰完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点记忆。
坐在记者面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胡杰承认自己恐惧之下的反抗不够坚定,但当时摘肾“绝非自愿”。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拼死抵抗。他的肾被切除后, 没有任何痕迹,没有病历和法律规定的近亲捐赠和知情同意书。胡杰遭受的,是一次彻底的医学侵犯。他清晰地记得手术前,那颗肾脏的“受体”问医院的护士长曲 贤是否签协议,曲贤回答说:我们医院做了很多例,从来不签协议。
沈云的情形略有不同。在南昌的医院里,当他的父亲看到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后,彻底蒙了。循着相关规定和法律,家长多次反问医院,沈云遭受的,到底是不是一次合法的移植?
沈云的父亲为此专门查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第十条为: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场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移植 前,需说明人体器官来源的合法性。
沈云家人从主刀医生那里得知,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全部是伪造的。
沈家甚至找到了沈云的受体。在南昌的一家医院中,他们见到了那个接受了沈云的肾的陌生男人,沉沉地卧在病床上。家属告诉沈家,他们买肾的价格,远远超出沈云所得的4万元。
医院的回应———“护士的个人行为”
手术过后两周,胡杰回到广州番禺,他发现自己的虚弱远远超出想象。
原本120斤的体重降到了102斤,浑身乏力走路困难,疼痛之下总要弓着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下床。大便带血,小便时腰部更疼。说话大声一点,伤口连带着整个胸腔一起疼痛。
春节之后他尝试联系长良医院请求治疗,但医院不予理会。他再次想到了网络,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将自身的经历投掷网络。汹涌舆情之下,2月 24日早晨8点多,临汾长良医院那个叫曲贤的护士长给胡杰的户头上汇了25000元。下午3点,这位护士长给胡杰发了一条让他“道歉”的短信,叫他依照原 文,用快递向临汾市卫生局和长良医院表态:“我供肾是经一山东中介介绍,开始安排到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手术,去了后医院说不能做这种手术。中介就把我拉到 南方另一家医院做了。在网上发帖我只想披露黑中介买卖肾源一事,为了不暴露真实的手术医院就用了没做手术的长良医院。后来有人向我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现 得知长良医院因此受到很严重处理,心里很不是滋味,连累无辜的人员受害深感抱歉,特此声明。胡杰。”卖肾事件公开后,广东省的卫生监察部门主动为胡杰查 体,确认了他的左肾已被取走。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先后介入调查,目前已知,长良医院被罚款三千元并停业整顿,曲贤被羁押,而医院院长陈新安、麻醉 师和主刀医生不知去向。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器官中介们已被警方锁定但尚未归案。
按照山西省卫生厅的说法,去年10月两个“受体”举报长良医院非法进行器官移植,但调查未发现相关档案或者病历。此番胡杰案发后,已知长良 医院并不具备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但护士长本人具有行医资质。医院再次试图撇清责任,向调查的卫生部门出了一个盖有公章的文书,声明此番盗肾“是护士 长个人行为”。
喜欢粤语老歌的胡杰将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挂在自己QQ签名档上,他决定维权到底。3月7日他再赴山西临汾,警方因此立案,但警方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器官中介们身上。
在仔细研读法条之后,沈云的家人却发现,类似器官被盗的案例,司法追究从未降临到医院和医生的头上。他们决定向医院讨个公道。在与医院谈判之后,他们向江西省卫生厅举报,要求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院最终选择用合约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医方与沈云的家人签署协议:同意支付18万元的赔偿金,但条件之一是沈家不能公开维权。
胡杰却没有得到来自医院方面的任何说法,临汾长良医院在他向山西警方报案后的表现,与手术期间一样冰冷。在肾脏被摘除后的第4天,医生就拔 掉了导尿管。在长良医院病房的那几天,他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10米远的路需要走10分钟。他的嘴唇干得开裂,但没有一个护士给他倒杯水喝。
中介们在他昏迷的时候归还了他的手机、银行卡和行李,就放在他长良医院病房的床头。他打开手机,看到银行的入账短信。中介们没有如约给他打4万块,只是给了2万7千块钱。自己的肾,连同它的价格,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手术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请出”医院,自己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手术后第10天拆线；手术后第12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打工地广州。而今15厘米长的伤口连同粗壮的缝合痕迹,像蜈蚣一样盘踞在他腰间的左前方。
胡杰的父亲在2月底才知道他的遭遇。胡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他惟一能做的,只是跟胡杰抱头痛哭。
手术之后,胡杰再也联系不上自己肾脏的受体———那个年轻的山西人；他更找不到那些曾经诱骗、威胁和拘禁过他的中介。山西警方最近给他的回应是:“器官贩子们都逃了,案子还在查”。他要找个说法的希望,似乎跟他已经失去的肾脏一样难寻踪迹。
(根据受害者的要求,文中沈云为化名,相关医院隐去具体名称)
非法器官移植,医院该当何罪?正规医院和医护人员往往是非法器官买卖和移植案例中的重要一环,但至今少有医院被追究法律责任
□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
胡杰和沈云遭遇的盗肾事件像极了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年轻人被迷醉后在宾馆的浴缸里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带血的冰块。一个纸条放在身侧,上书“借用一下你的肾,赶紧拨打120,否则你会死的”。
惟一不同的是,他们醒来时躺在病床而不是浴缸。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新生。而在这新生的门槛上,横亘着另一个残酷的事实。中 国器官的庞大的供需市场,造就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司法事实,即参与了器官买卖的贩子们往往能被法办,而掌握着手术刀的医院和医生们,却难以被司法追究。
“器官在贩子手里”
在向警方报案后,胡杰却遭到了另一个卖肾者阿元(化名)的嘲笑,阿元骂他傻,断言报警不会有任何结果。
两年前同样被胁迫卖肾的河南周口人阿元,一颗肾“卖”了3万块。阿元向警察投诉胁迫,警察却听信了医生的说法,说阿元是“高高兴兴进入手术室的”。
阿元为自己维权一个月的结果是,当事医院被卫生局罚了一大笔钱,不过也仅此而已。没有医生被法办。时至今日,阿元仍然坚信一个最好的处理办 法是“私了”,即事后与医院讨价还价,为自己的肾争取到一个好的价码。而医院,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形成丑闻,也乐于以低价灭火的方式,处理来自受害者的投 诉。
循着这些发生在供应链末端的事实,整体上器官移植的困境也变得明确:需要器官的人太多,而供体很少,由此滋生了一个光怪陆离、耸人听闻的市场。
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约30万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
人体器官领域一种叫做“亲体移植”(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的现象开始兴起。
变化很快体现在数据上。根据《财经》杂志的数据,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当年,全国肝移植中,1／4来源于活体；而在3年前,这一 比例只有0.32％。另一个数字来自一位行内医生。他说,以往活体移植占不到5％,2007年上升至15％－20％,2008年迅速超过一半。
一方面在拯救重症者,另一方面,却在制造乱象:供体、受者、中介、医院、医生各司其职又完美配合,利用造假户口等,将张三的器官,移植到素 不相识的李四身上,以此赚得暴利。按照行内医生的说法,国内的活体移植,相当多一部分存在器官买卖和虚假手续,地下黑市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大部分的器 官掌握在那些熟悉供需双方和医院的器官贩子手中。
中国的卫生系统已经意识到,从根本而言,器官的紧缺造成了非法买卖,如何在法制框架下建立起自愿捐献、公正分配的良性捐献体系,成为当务之急。2009年下半年,捐献体系开始在全国几个城市试点。
正是在这一年年底,在中国器官来源治本之路的起点上,沈云的肾在胁迫下被摘除了。
少有医生被法办
翻阅过往中国的司法判例,在非法的器官买卖当中,少有医生被法办。2006年的秋冬时节,河北乞丐仝革飞被王朝阳等拘禁在一个废弃的变电 站。乞丐被勒死后,双肾、一肝、一脾、一胰腺等共5个器官被摘除。最终获利1.5万元的器官贩子王朝阳受审时称,“正切割时,仝革飞突然抬起手臂抓了一个 医生的臂膀一下,有名医生踩住仝革飞的胳膊,很快就弄完了。”涉事者包括武汉和北京有关医院医生。
根据媒体报道,检方并未起诉当事医生,他们是以证人身份出现在司法文书和审判环节。这让王朝阳的辩护律师异常不解。
无论如何,王朝阳案催生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夏天出台。600多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被削减到160多家,且不断施行行业 审查。大同小异的情节,在另一起器官买卖的审判中再度发生。2009年3月至5月的两月间,河南农民、器官贩子蔡少华等,伪造供体和受体的亲戚关系证明, 先后进行了4次器官买卖获得近60万元,被控非法经营罪获刑7年。根据判决书,这宗器官买卖案涉及北京几家医院。
在对蔡少华的审判中,医生同样以证人出现而未被法办。蔡少华的辩护律师胡益华在电话中大声向本报记者批判器官移植的乱象:“器官移植的手续 大多都是假的。惟一的办法是控制医院这一环节。”胡的逻辑非常简单,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方有审查器官来源是否合法的义务。 “医疗人员与他人互相串通进行人体器官倒卖的,一般负有刑事责任。医院或医生明知他人在倒卖人体器官,或明知供体不符合法定条件,而进行器官移植的,应根 据具体情况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胡益华说。
目前已知,对器官买卖最为严厉的司法处置来自兰州。也是在2009年,两个未满18岁少年的肾脏,被器官贩子以伪造手续的方式移植给他人。最终器官贩子被控故意伤害罪。这个残酷的案例中,没有医生被追究法律责任。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多位遭遇盗取器官的受害者家人强调,医生和医院也应该承当相应的刑事责任,“你们报纸要呼吁一下,摘器官的和做手术的,可都是移植科的医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