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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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洵:中国式维稳:克格勃加黑社会——我在北京被绑架的 21 小时

来源:http://www.molihua.org/2012/02/21.html

你们都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一点事。”
—— 张育英(1928-2012)



2012年1月24日,北京时间13:15我母亲张育英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月24日(星期二),美国西部时间晚上,我预订了去北京的往返机票。行程是:1月28日(星期六)从旧金山启程;2月4日(星期六)返回

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护照2011年过期了,1月25日(星期三),我办理了新的美国护照,当日取。1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办理特别加急签证,当日取;除申请表外,无需任何其他文件,只是新老护照和照片,费用$170。

1月29日(星期日),抵达北京,我和弟弟一家住在我母亲的老单元。

1月30日(星期一),北京早晨有小雪,天气寒冷。上午9点多,我们在医院为母亲举办了告别仪式,有很多我母亲的老朋友也前来送别。他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了,这么冷的天,还是来了。姐姐、我和弟弟准备过几天去看望几位我母亲的挚友。下午一点多,在八宝山取出我母亲的骨灰,准备来日办好手续后,将我母亲与父亲合葬。大约3点回到家中。

我一直在想,每个人都有母亲,我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当然希望母亲们能够健康、长寿。中国最著名的母亲就是“天安门母亲”了,我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儿子不能陪伴她已经很久了,我希望把晚辈的安慰和爱带去。

我个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人权、承认普世价值观的人,总是对人性的光辉赞赏有加。平时,为人行事也是尽量公开。

1月31日(星期二),我们去看望我的姨母,待了很久。也给丁老师家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下午3点去看望。

2月1日(星期三),和弟弟一家中午在外面吃饭,要了一碗牛肉面,挺香的。下午一点多,去一个鲜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不到两点钟,乘出租车去丁老师家。在车里我还想:来早了,会不会影响丁老师休息?快到丁老师家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帮司机问路。路上并不拥挤,2:20左右就到了。



见到丁老师家的小区了!我付钱,手捧鲜花,背着一个蓝色的小包,下了出租车。下车前看了一下出租车上的表:2:20pm(2月1日,星期三)。外面有阳光,但空气污染较重,像下了雾一样,阳光并不刺眼。人行便道离马路边有几米的距离,我走着找丁老师家小区的入口。路上没什么行人,路边停着一些汽车。

忽然,过来了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

陌生人:你是葛洵吗?

葛:我是,有什么事?

陌生人:过来一下,问你一点事

葛: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他开始用手拉住我,又过来两个男人,使劲推我到路边的一辆浅棕色的车(第二天,去机场也是这辆车,本田雅阁;第二天我看到了车牌,P-CA106)。这辆车右边的两个门都开着,副驾驶门前站着一个女的。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有麻烦了。我在美国和中国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不知道怎么办。想起网上看来的,要求看证件。我并没有用力挣扎,也没高声呼喊,只是说:我就看一看丁老师,怎么会这样。他们一直说:配合一点,配合一点,不要乱动,对你不利。但推得很厉害。我说:我得看看你的证件。第一个陌生人:一会儿给你看。我要求给家人和美国使馆打电话,被告知:现在不行。我被推坐在后排座位上,还一直要求看证件。第一个陌生男从兜里拿出一个本,打开让我看:国安,王杰。当时我这样想:出示了证件,说明还有诚信,我们可以以诚相待。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害的我不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跟他们快说完,快走,丁老师还在等我;而且在后来的整个过程中,还一直这样想。这个想法更糟糕。我问:你们为什么控制我?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必须配合

我被推入车后,强迫我坐在后排中间,左右两边都有人。看到前排中间收音机上放着我和盛雪的一个合影。这张照片在她的博客里我见过,是她2011年秋天对我做一个采访时拍的。车开始走。这时,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不想给他们,王最后从我的右裤兜中把我的手机强行拿走了,我提出抗议。手机是跟我弟弟借的,我都不太会用。路不是很远,我在车上一直反复自言自语,就一句话:怎么可以这样?我只是去看看丁老师。

(照片 葛洵和盛雪)

车先进了一个院子,刚停下又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进了另一个三面环楼围着的院子。

王:下车吧。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王:我们单位。

之后,进了一个楼。从楼梯上了二楼,楼道里没有人,像是一个简易的旅馆。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长三人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茶几,一个老式的电视。后来知道,有一个套间,浴室在套间最里面

我出门一般都把证件带在身上。进屋后,我问他们带我到这里干什么,王说是传讯。我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向他们提出抗议。我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文件,他们说一会儿给我看,后来证明这是谎言,自始至终就没给我看过任何文字的传唤证。要我交出所有的东西:包,包里有相机和一个录音笔;新旧两本护照;钱包,钱包里有我的美国驾照、信用卡、不少人民币和美元,还有朋友给我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小纸条写的。因为有不少钱,钱包里装不下,就拿出来一部分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里有¥3000和$500。东西都被拿走了,说是一会儿还给我。这时候我想:快完事,快走,人家丁老师还在等我哪。

后来知道,整个过程中主要有5个人物我见过:王杰是主要问话的人,重要的事情他都在场,我只看过他一个人的证件。胖司机,只是开车的时候才出现,也帮助他们在车外控制我,只会说一句话:这么大岁数了。女记录员,后来说是姓普,个不高,瘦瘦的,像是30岁左右,什么事情都记下来,问话中她反复催促。一个高个子男的,像不到40,眼睛不大,名字不知道,他是后来主要打我的人,就叫暴力男吧。一个小个子,眼睛挺大,后来我问他,说是姓高。对面还有一个房间,他们出来进去时我看到,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像是他们的指挥部。我身边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大多数的时间是4个人,他们经常轮换着出去,可能是去汇报或吃东西。我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不能关门。

我还在要求给丁老师、给家里、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他们没允许。我被强制坐在里边的小沙发上。问话开始了,不是很正式的样子,只是看到记录员在写。“你这次回来干什么?”我说是给母亲奔丧的,丧事办完了,现在走亲访友。一个事问好半天,我心里着急,想赶紧完,我就能走了。“为什么去看丁老师?”我问为什么不能。丁老师是一个有自由的人,不是有罪的人,在我心目中她是良知,是一位我尊敬的人道主义者,我视丁老师为我慈祥的长辈。我当然要去看看她,尤其是在我失去母亲之后,这种愿望特别强烈。

开始问“全美学自联”。“全美学自联”的全称是“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是1989年6•4后在美国成立的学生组织。我参加了在芝加哥的成立大会。在 1990年12月,我曾经受“全美学自联”的委托到北京要求旁听“王军涛案”和“陈子明案”,在北京待了8天半。当时,国际媒体有一些报道,ABC曾选我为“本周人物”(Person of the Week),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极度关注。那时候闯关回去后,我可能就上了名单了。1991-1992年,我担任过“全美学自联”理事会的主席。 1994年后,我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事,减少了这方面的参与,直到2009年7月份,又重新找到了老朋友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把“全美学自联”定义成所谓的 “民运组织”,我个人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1997年底,我回国探望家人,国安找过我,谈了很久。实际上,都是他们给我介绍“全美学自联”当时的状况,那时候,谁是主席我都不知道了。后来又回去过几次,没事。

下面就问我是受谁指派来采访的,当然没人派我来。我的录音笔和相机中有很多东西没删除,主要是近期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我自己是一个开放的人,社会活动从来不保密,也不从事地下工作。里面的内容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为滕彪、江天勇颁发“杰出人士奖”的内容;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新书发布会和盛雪请他和别的朋友吃饭;做“自由荔蕻”博客网站时对别人的谈话;收集“墨镜•肖像”的照片和留言;后来我发起“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谈话和照片等等。其中有一小段录音是我向盛雪请教如何剪接音频的,那是为了做 “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用的。他们非得说我是盛雪派来的,让我必须把我怎么认识盛雪的过程说一遍。

说完后,我问他们完了没有,结果还没完。怎么这么长啊?

下面开始问我钱的事:你哪来那么多人民币?要给丁子霖多少钱?谁的钱?谁派你来送?你来北京谁给你报销?谁报销?我答:我太太报销行不?钱都是我自己的,家人给的,我也带回来一些。没决定捐,就是捐的话,多少也没确定,就是捐也不是捐给丁老师个人,是给“天安门母亲”,没有任何人派我来,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个人从来不号召给我或我热衷的活动捐款,我每年自己捐一些而已。这个钱的事翻来覆去说了半天,好像永远也问不完。最后,非得逼迫我说那个信封里的钱是准备捐的。我跟他们说:这可是你们强迫我说的,不是我的原意。费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完,我开始着急。我说:这样吧,我用人格来做个保证。王说:写下来。我这样说:钱都是我的,没人派我来送钱,也不知道会不会捐。他们明显不满意,非要我写下信封里的钱是捐款,不然,没完。我照着他们的意思写了。还让我签名、按手印。好久没按过手印了,有点儿好玩儿。



你为什么从 2009年以后又重新开始这些活动?”我说是重返沙场,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度恶化,而且恶化的程度越来越强。”那你6•4二十周年时怎么没出现?”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来‘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为成立二十周年聚会,我就回来了。朋友们还挺高兴,说葛洵又回来了。再观察了一下,人权的状况怎么变得这么糟糕啦,不行,我得干点儿什么。”我跟他们讲:我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关心整体“自由度”,最在意的是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权。你们愿意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给我加上“民运人士”等等标签也随你们便,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结果讨论半天这个事。

你都加入了什么组织?”“‘全美学自联’,这个刚才都说的很多了。”“没问你这个,还有什么组织?是不是还有跟海外藏人有关的?”我忽然意识到,他们在问我“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事。和我平时做的一切其它事一样,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实际上我们还做新闻发布,生怕别人不知道。“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英语名称是:Bay Area Chinese and Tibetan Friendship (BACTF),我担任秘书。2010年,我参加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只不过很年轻。后来改选,我才志愿担任了职位。“你为什么参加这个?主席是谁?都干什么?”“我是因为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要了解藏人独特的文化才参加的。其他的信息在‘湾区汉藏友好协会’新闻发布上都有,主席是一位美籍藏人妇女,全名我不记得,大家都叫她 Tsering,很温和、甚至于腼腆的人。活动都是一些文化交流,每年秋天有‘西藏日’(Tibet Day),连续两年我都去了。BACTF也是合办者。他们的沙画特别棒,几位喇嘛当场做一天,活动结束时,拜完佛,把沙分给大家。我还买过尊者达赖喇嘛的画册,平时放在家里,常看看。我个人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赞同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没有支持过‘西藏独立’,但很关注藏人人权问题,也向海外的藏人谈论我作为一个汉人的真实感受。后来,BACTF的活动不多,我自己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人权个案上了,也就是‘捞人’,我实在没时间,这方面的活动减少了。就这样。”

那这个‘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是怎么回事?是你发起的吧?都谁参加?花了多少钱?谁给的?……”“是我发起的,不需要钱,也没人给。公共平台。志愿者我不认识,网友……”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没有表,也不知道时间,但知道开始进入深夜。王:挺晚的了,给家人打个电话吧。把手机递给我。只能说一句话: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没事,别担心之类的。我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就打了。电话打到我弟弟手机上。说的就这些,我弟弟明显担心我的安全,还想再问点儿什么,我对弟弟讲:过二三十分钟打回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就挂了。手机马上被拿走了。后来弟弟讲,他正在试图通知美国使馆,被我的电话中断。我现在想,弟弟的通讯一定也被监控了。监控就监控吧,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过了二三十分钟,又让我打电话,说:太晚了,有地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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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洵:中国式维稳:克格勃加黑社会——我在北京被绑架的21 小时. 来源:http://www.molihua.org/2012/02/21.html. 你们都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一点事。” —— 张育英(1928-2012). 一. 2012年1月24日,北京时间13:15我母亲张育英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月24日(星期二),美国西部时间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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