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加拿大的这些日子里，一边收拾着杂乱的家，一边体验着安静而祥和的生活，沉浸在满眼的美丽秋色中。而我的心情则无法与这美丽，和平，民主的生活同步。
多日未曾上网的我今天突然开机，看到了这样一篇博文，让我稍有平静的心再次回到了那个充满了谎言，强权，霸道，弱肉强食的恐怖中国，这位深谙世事的爸爸的呼声又何尝不是许多中国父母的绝望之声呢？“而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憧憬正常安然生活的公民，今天以一个父亲的名义发誓：如果我的孩子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遭遇诸 如毒奶粉、问题疫苗、有毒食物、校园安全、无辜杀戮……等任何一种与公共事务、社会性因素相关的致命伤害，我绝对不会维权、上访、自焚，只会寻找一切可能 与这个政府当中的任何成员同归于尽。”
这位勇敢父亲的呼声让我回忆起过去一年来，我与中国访民相处的日日夜夜里，听到他们的一桩桩离奇冤案和他们一次次向我重复的中国法官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就这么判了，你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 我再次深深的感到，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人权。而这位善良父亲的呼声是多么的现实，无奈和悲惨。
全文参见：http://gmhdstudio.blog.sohu.com/151998392.html
(2010-05-14 05:1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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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学校建成碉堡也保护不了我的孩子
作为一个充满恐惧的四岁孩子的父亲，我不得不再一次来谈论杀童案。
孟建柱说：要坚持严打严防，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http://news.qq.com/a/20100513/000179.htm
我说，你要么是善良的傻逼，要么是装逼的骗子。
温家宝说：袭击儿童案应先解决深层矛盾。
我说，你总是说着无比正确的废话，却从来没有指出过一条可行的出路。
我想说：
把学校建成碉堡也保护不了我的孩子
把所有神经病全部关起来也保护不了我的孩子
把所有网站、平面媒体办成白板也减轻不了我的恐惧
我从你们的话语里，从来都找不到安慰。死的是我们的孩子，不是你的。而这些杀人犯也是在我们中产生的，你们的手上也没有直接染上鲜血。
可是，我们不知道问 题的真相，每一个关心血案的父母都找不到充分自由表达的平台。我们都只好在恐惧中等待你们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每出一件新的血案，我们对你们的不满，对 你们的愤怒就平添三分；每出一件新的血案，我们内心的恐惧和绝望就平添三分。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鲜红、狰狞的血镜里看到自己的样子越来越像郑民生。
二、我们看不到悲剧的尽头
对待这种无理性、无逻辑的血案，就案件处理本身来说，只有两种办法：
一种是防范和镇压。对每一点威胁都迅速出击，对每一点安全漏洞都严防死守，对每一个罪犯都严厉打击。这样做虽然必要，但却效果有限。我们不能把每一个孩子整天锁在铁屋子里，对于一心求死的人来说，再严厉的打击都没有用。
一种是赎买。对于具体的潜在的不满者，因担心他作案而予以绥靖。对于个案或许有效，但却容易造成一种“恐怖要挟”效应，对其他心怀不满的人形成一种错误暗示。这个办法无疑是扬汤止沸。
所以，简单地把杀童血案看成政府—罪犯之间的较量，那政府一方永远不能获胜，而我们也永无宁日。
最近一个多月来的杀童案件，从地域到学校级别再到凶杀的具体原因，我们从中找不到任何真正有效的规律——除了任何刑事案件都存在的空洞的“不满”“不平”，因此，从具体的应对措施层面，无论我们还是你们都无法立刻找到最有效的应对策略。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悲剧的尽头。
三、搞错了的关键词
可以确切地说，疯狂的无逻辑的杀童案，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不单单是政府的问题。所以，靠你们指手画脚，解决不了问题。每一个充满恐惧的孤单的父亲母亲，同样脆弱而盲目，同样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系列血案，其实是政府——社会——不满者之间的架构完全断裂的结果。要修复这个架构，最重要的一环不在两端，而在中间。
和谐社会，在血色的熏染下，已经成了一个残酷的笑话。但是，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愿景。也许，一直以来，我们都搞错了这个愿景的关键词。它的关键词是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和谐”。
社会之不存，和谐焉附耶？把着力点放在修饰语而不是中心词上，跟建空中楼阁没有什么两样。
当政府的触角全面掌 控社会的每一环节时，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就完全丧失。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血案发生了，我们除了高声痛斥原本属于我们之中的杀人犯之外，就 只能袖手一旁，等着你口径一致地通报案情，等着你慷慨激昂地表态和自我标榜，等着你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安抚我们的情绪，等着下一次悲剧的发生，一直等到恐 惧与绝望不断滋长，等到连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渐渐变成了烦躁不安的郑民生。
四、摆脱宿命的选择
我们辛苦恣睢地活着，我们没有精力也不愿意去管他人的闲事，我们所有的善良都倾注在家人身上，在孩子身上。我们念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踏实苦干跟党走”，每日里自求多福。我们从来不敢想象，就这样，屠刀也会落在我们无辜的孩子身上。
当鲜血四溅时，茫然 的恐惧、悲哀和愤怒在我们中间四处蔓延，我们找不到倾泻的方向。简单地在精神与肉体上将一个束手就擒的杀人犯揪出来示众，并不能减轻我们的恐惧与绝望。而 且，推己及人，我们能够理解每一个被害儿童的父母，他们心头的创伤都永远无法弥补，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会成为潜在的郑民生。随着血案频繁发生，这样的数字 将会以几何级数的增加。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无数伺机而动的疯狂灵魂，让人稍念及此，便会彻夜地不寒而栗。
这些血案的发生，让 我们知道，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它可能既是最温顺的绵羊，也可能瞬间就化身为疯狂的恶狼。单纯指责、要求或者依赖政府，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个父母 个人能采取的一切办法，也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从我们之中产生的凶手，完全是疯狂而盲目的，我们无从判断，我们自己的孩子是否就是下一个目标。
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
在一个政府可以随意干预和掌控社会的国度里，成为绵羊或者恶狼几乎就是我们的宿命，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的祖辈父辈的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个判断。
但是，78年以后，随着经济管制的放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曙光。这就是在无条件的温顺和无理性的暴戾之外，我们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成为一群可以互相取暖，互相支援，以理性诉求的方式来争取我们正常生活的权利、尊严的现代公民。
然而，因为狭窄和暗淡，使先行者在这条道路上行走得无比艰辛。我们中的很多人，要么在沉睡、要么在犹疑、要么把依赖你们当成一种不愿更改的习惯，麻木、自私、怯懦早已成为我们的精神常态。
不知道无辜的孩子的鲜血，能否对我们的灵魂有一点点触动？
四、重新发现社会
我在《四月，一个残 忍的月份》中引用的一张图中有一句话：“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左转是政府。”它被广泛引用，引起了网民们的强烈共鸣。但其实，这并不是真理，而只是一种警 醒。从每一个个案的已知讯息去分析，已发生的几桩血案，都与对政府的不满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有些甚至关联度很小。——换句话说，从一般意义上看，几位血 案凶手的利益受损程度，并没有达到足以使他们以命相搏的程度。至少远远不如自杀抗拆、暴力抗拆、极端求薪事件中那些苦主的受损程度。
另一方面，不屈不挠 地与政府较劲的人们——那些常年维权的、上访的人们，反倒极少有人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报复社会，至少这些血案的凶手中没有他们这些本来对政府最为不满 的人们的身影。因为，他们渴求的正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在他们身上，我们才可以触摸到一些真正的理性公民的品质。
无辜的鲜血是最好的警醒，它能让政府和民众暂时摆脱彼此对立的利益结构的纠缠，站在人性的底线上来重新审视这个病态的社会。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单纯依靠个体的力量或者依赖政府，都无法让我们安然地生活。
所以政府除了一厢情愿地帮我们做事，更多地应该考虑让我们做事。当然，这里的做事，显然不包括违反法律的血亲复仇，而是指在法律的框架底下，把更多的反思、探索的事情放手交给公民， 1000个、10000个……甚至每一个已经或将要为人父母的公民一起来思索，一起来行动，才有可能慢慢摸索出一些合适的，可行的思路。
“民间是个好东 西”，一个自发自为、自由自我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谋取进步，并在关键时候化解危机的力量之源。因为民间永远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 生活的最深处；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社会的进步与腐朽，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造使社会不断告别绝望走向新生。（熊培云）
解铃还需系铃人，社会性的悲剧，只有通过社会性的公开的充分的反思，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我们这些社会成员“基因突变”为郑民生的可能性。
五、墙
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是个庞大的体系，涉及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关系到个人生命健康和生活秩序。公共精神包括独立的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善待生命社会的慈悲胸怀。（潘强恩）
公共精神的起点，在于公民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意识到摆脱绵羊与恶狼的循环宿命，是回归正常安然生活的必经之途。公共精神培育，必须依赖于自发的公民组织的示范与传播。
人心是不死的。总有那么一些人对这个社会做出良性反应。有了这一些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公民社会组织就会壮大起来。在中国，关爱之川隐于“地下”，需挖一道明渠将其汇聚。（梁晓燕，“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
但是，在我们这里，一切实际操作的可能性都挡在一堵墙外。这堵墙就是政府管制，包括媒体管制和对民间公民组织的自发活动的干预。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是执政党维护其合法性的必要和必然的手段，是一个刚性的无法化解的矛盾。
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早在1930年就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发出警告：现代国家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在 加塞特看来，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 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 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
由此看来，这样的政 府不能解释为中国特色，而是现代化过程里人类组织的一种常见异化。但是，在血案面前，我更愿意暂时放下这些带有专业术语的批判，而轻轻地问一句政府人士： 当你们在控制媒体报道和舆论风向的时候，当你们下班之后走在去幼儿园接宝宝的路上的时候，难道心里就从来没有过愧疚、担心和害怕吗？
如果没有，不妨从头看看此文；如果有，不妨站在我们的角度想一想。
六、当务之急
我已经不愿意再写下去了。恐惧、忧伤、愤怒、愿景我都已经说了，在写到“墙”之后，接下来又会回到虚无和绝望。我不想重复这些。
现在的当务之急，比 给学校造碉堡更急的是让我们说话。让媒体进行公开的深入的调查，释放真相；让凶手和潜在的凶手表达他们的怨恨或者愧疚；让受害宝宝的父母们表达他们的愤怒 和忧伤；让天底下所有的父母表达他们的关怀、反思和建议；让这些惨不忍睹的血案成为整个社会性反思的起点，成为重塑公共精神的契机。
如果你们连这一点点改变的欲望都没有，如果你们连这一点点空间都不肯释放，你们就等着随着罪恶的民族一起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或者被噩梦惊醒的人们彻底推翻吧。
而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憧憬正常安然生活的公民，今天以一个父亲的名义发誓：如果我的孩子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遭遇诸 如毒奶粉、问题疫苗、有毒食物、校园安全、无辜杀戮……等任何一种与公共事务、社会性因素相关的致命伤害，我绝对不会维权、上访、自焚，只会寻找一切可能 与这个政府当中的任何成员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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